国外文学论文范例，外国文学论文(6)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mdash；&mdash；&mdash；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mdash；&mdash；&mdash；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mdash；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mdash；&mdash；&mdash；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mdash；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mdash；1964)、石璞(1907&mdash；)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mdash；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mdash；&mdash；&mdash；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国外文学论文范例篇5

　　比如从心理文化上，分为表达辩证观念的词语、伦理观念的词语、中庸和谐委婉意识的词语、汉民族心态特征的词语和一些象征词语；从制度文化上，分为礼俗文化词语、民俗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典籍文化词语等；从物质文化上，分为饮食、姓名、数词、颜色词、地名文化词语等。常敬宇先生的分类影响较大，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但基本上仍是遵循着相似的模式，如王国安(1996)把文化词语分为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物质文化、自然地理、制度、风俗习惯等词语；杨德峰(1999)将文化词语分为政治制度、宗教、人物、地理、历史、文艺、服饰、饮食、建筑、节令、器具、成语、习俗、礼仪等；张高翔(2003)把文化词汇分为四类：制度文化词语、物态文化词语、心态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王德春(1998)指出部分词汇中存在着国俗语义，将承载国俗语义的词语分为：具有特殊文化色彩、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习惯性的寒暄用语，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具有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国俗熟语以及反映我国特殊事物的且外语中没有现成对应的词语。

　　二、教材《轻松学中文》中的文化词汇分类

　　笔者对教材《轻松学中文》的文化词汇的分类参照的是常敬宇先生的《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分类标准，把教材中的文化词汇按照物质文化(地理名词、饮食名词等)、心理文化(熟语、祝福语、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的词语)、制度文化(礼俗、民俗文化、典籍等)进行第一层次的分类，同时又将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进行再分类，比如物质文化中又分为饮食、姓名、地名、数词、颜色词文化词语等。在《轻松学中文》中，第一册没有出现文化词汇，这与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吻合的。第二册中的文化词汇主要集中在饮食类上，有8个之多。第三册文化词汇仍然与饮食类相关，但是数量降低到两个。从第四册开始，文化词汇的子类型开始变得丰富，除了饮食类外，乐器、名胜古迹、习俗、民间娱乐和称谓语大量出现，尤其是称谓语非常丰富，表现了教材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过渡和衔接。第五册中的文化词语类型更为丰富，饮食、名胜古迹、器皿、艺术、节令、习俗、祝福语都已经出现，这与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第六册和第七册沿袭了文化词语类型丰富、数量增加的模式，心理文化方面的文化词汇逐渐增多，比如说祝福语、熟语、象征词语之类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频率增多。到第八册，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文化词语的分布都是本套教材中最多的。因为，此时学生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见，《轻松学中文》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体现出明显的分阶段逐步递增的特点。该套教材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文化阶段，专注于语言知识本身。以第一册为代表；二是文化浅层接触阶段，提供表层的物质文化知识，以二、三册为代表；三是文化深层接触阶段。文化词汇数量增多，类型丰富，全方位地展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最初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文化词汇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分阶段进行。

　　三、分阶段进行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

　　在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初级阶段，可采用直观性教学法，利用具体的实物或图片等方法来解释该文化词汇的意思，让学生轻松理解。例如，由于笔者所在学校的条件有限，不能提供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乐器，因此带到课堂上的是友人所赠的“笛子”和“葫芦丝”。古典乐器这一课是这样展开的：(1)图片展示“鼓”，播放电影《十面埋伏》片段，其中以女主角跳《仙人指路》击鼓的水袖舞，引出文化词语“鼓”，并展示“鼓”的图片，播放视频“北京凤乐团”的《五虎声威》，再次展示“鼓”的图片，领读“打鼓”。图片展示“二胡”，播放一段《二泉映月》。再次展示“二胡”的图片，领读“拉二胡”。(3)图片展示“古筝”，播放一段名曲《渔舟唱晚》视频，再次展示图片“古筝”，领读“弹古筝”。(4)图片展示“琵琶”，播放一段名曲《十面埋伏》的视频，再次展示图片“琵琶”，领读“弹琵琶”。(5)图片展示“笛子”，播放一段名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然后拿出从国内带的笛子给学生展示，并示范笛子的指法，进行“吹笛子”的动作示范，让学生传递感受，摆出吹笛子的动作，给学生拍照留念，领读“吹笛子”。(6)图片展示“葫芦丝”，播放一段葫芦丝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给学生展示葫芦丝实物，并示范葫芦丝指法，进行“吹葫芦丝”的动作示范，让学生感受，摆出吹葫芦丝的动作照相留念，领读“吹葫芦丝”。通过以上方法，学生对古典乐器词汇已有所了解，然后再次领读这一节课所学的古典乐器文化词汇，并做词汇游戏再次掌握词汇。最后，播放古典乐器乐团“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恭喜恭喜》(因为学生学过《恭喜恭喜》这首歌，节奏感很好，学生很喜欢唱，他们会跟着节奏哼唱)的视频。文化词汇是民族特有的词汇，学生没有见过的事物他们是很难理解的，通过教学过程中提供文化词汇的图片等媒介的展示和切身体会，学生既可以对所学词汇加深印象，又可以提高文化词汇的学习兴趣，更能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中、高级阶段，可以采用“情景再现，走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采用语境教学法。孔凡成的《语境教学研究》中指出：“语境，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言语交际的一种语言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上下文语境、认知语境、情景语境等；语境教学，是指以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为宗旨、以课文语境为依托的语文教学。语境教学强调的是，运用语境理论指导教师的教以及学生的学，基本方法有社会文化语境教学法、上下文语境教学法和认知语境教学法以及情景语境教学法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都不可以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语境的使用能让抽象的词语变得更具体、更形象。语境不同，词语的使用要求也不同，但是相同的词语要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可以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记忆。语境教学法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手段。

　　四、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例篇6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lsquo；诉说&rsquo；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mdash；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bull；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mdash；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mdash；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