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论文范例，外国文学论文(2)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充满爱国主义的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一起向前推进。而乌合之众则节节败退甚至是杀害俘虏、掠夺村庄与人们来发泄失败的愤怒。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国家发生危难的时候，是否应该站出来，为了信仰甚至牺牲性命地去奋斗。人文理念，在这里表现的是人性的矛盾。 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该怎样去抉择才是最受关注的。为了能够迎来胜利，更多的人选择从容面对死亡。但是，也同样有一部分人，不能够真正地去迎接挑战而选择了一条不属于自己人生的道路。最后留给自己的却只是一辈子的悔恨与委屈。 四、《雨果传》真实的人文理念 《雨果传》是对雨果本人一生的精彩描述，源自《名人传》。阅读这部作品，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主人公雨果的真实事件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形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现实生活的中名人。名人并非是非凡的一生，但是对于雨果而言，确实是经历了欧洲的特殊时期&mdash；&mdash；&mdash；19世纪。这个时期，雨果的爱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人性色彩。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成为领导者，思想的领导者，他走在思想的前沿，为更多的人指明前进的道路。没有非凡的一生就无法创造非凡的价值。 多少次思潮的动乱阻隔，都没能阻止这位大作家前进的步伐。他不仅仅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具有前瞻性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文章中充满了政治气息，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雨果的一生非凡而精彩，他的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出名而出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在经历了一生的洗礼之后，需要为这样特殊的人物进行一次梳理，让世人能够更加客观地去接受与认识。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人文理念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其真实性。文中刻画了雨果从出生到去世的点滴，让一位巨人真实地站在人们的面前，了解了他的气息。 真实的色彩源于真实的了解，罗曼罗兰撰写名人传，也正是因为他对文学作品的渴求与真实的结合。没有了时代的衍射，作品中的人文气息还是能够很深刻地体现。为了追求一生的目标而从不畏惧，在政治的风口浪尖而从不退缩。为了迎接全新的挑战而不惜牺牲自我。这样的人文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从细微的差别中找出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来。尤其是对于一部人物的传记，更是要学的真正的东西。 五、结语 欧洲的19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太多的名人。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谱写了欧洲的史诗。而这其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就是其中彰显的人文特色。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就在于其中的人文理念，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背景。文中的几个代表作品与代表人物正是切合了这样的特点，才会成为后世的史诗之作。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仅体现出了人文，更确切地说是体现了人性。人性的善与恶，都只是一个侧面，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只是在一定的时期，会存在不一样的评判而已。因此，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人文理念浓重，彰显了时代特色，让后世之人铭记于心，给予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国外文学论文范例篇4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mdash；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mdash；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mdash；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mdash；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mdash；&mdash；&mdash；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